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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卫牧师(Olivet University)— 初代教会共同体的实践

谈到"初代教会式共同体",许多人首先会想象一种"温暖的氛围":彼此理解、没有冲突、带着笑容、互相补足需要--像理想乌托邦般的画面。然而,使徒行传所描绘的教会,绝非浪漫的室内花园。那里同样有分裂的风险,也有误解与恐惧,有时人的欲望甚至会赤裸地显露出来。尽管如此,教会之所以没有崩塌,并不是因为共同体的道德水准高于平均,而是因为圣灵重新编织了他们的关系,而十字架与复活的事件重排了他们的世界观。张大卫牧师(Olivet University)在使徒行传讲解中不断强调的,正是这一脉络:初代教会式共同体不是"好人们的聚会",而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与复活信仰击碎人的自我中心、并将人重新建造的工作坊。因此,张大卫牧师所说的"教会增长策略",与其说是引人注目的技巧,不如说更接近一种长期的塑造过程:凯里格玛(Kerygma,话语宣告)校准共同体的中心;克诺西斯(Kenosis,虚己/倒空)改变权威运作的方式;科伊诺尼亚(Koinonia,团契/相交)重写生活的节奏。

张大卫牧师常以"紧紧抓住使徒行传第2章的一节经文,并由此纵览全局"的方式带领听众。他经常聚焦的使徒行传 2:23,把"(神)所定的旨意"与"预先知道"这两种表达扣在同一句话里。这两句话把上帝的护理与人的责任、救恩的奥秘与历史的暴力性同时放在台面上,迫使我们逆流而上,面对自己想要删去其中之一、好获得安心的惯性。张大卫牧师把这节经文比作不是"历史的剧本",而是"照亮历史的属灵银幕",并提出追问:若上帝有已定的旨意,我们究竟该做什么?反过来,若十字架确实是人的手所立起,那么罪的重量又该安放在哪里?他在此选择的方向既不是免罪,也不是冷酷的宿命论。他指出:所定的旨意不是让人无力的金属结论,而是为"悔改与信心"真实发生开路的护理之呼吸;预先知道也不是操控人的监视,而是上帝的忍耐--最终要把人的悲剧与暴力重新翻译为福音语言的忍耐。若没有这种忍耐,十字架只会停留在处刑工具;正因为有这忍耐,十字架才转化为救恩事件,而共同体也在这事件面前学会放下自我辩护。

为了不让这些宏大概念只停留在冰冷逻辑里,他有时会借用艺术的词汇。艺术不能取代教义,但它能下沉到教义不易抵达的地层--羞耻、冤屈、愤怒、放弃,以及那句深处的自我宣判:"我失败了。"张大卫牧师的使徒行传讲解之所以独特,在于它推动人从"把圣经当作信息文本来读"的习惯,转向"把圣经当作事件语言来读"的感受力。十字架不是教义的路牌,而是人类暴力的真实;复活不是道德式的乐观,而是穿越绝望中心、生成新语法的上帝回应。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也不是个人情绪的高涨,而是重组共同体结构的神圣介入。在这框架中,"教会增长策略"的方向不再是"更大、更快",而是"更深、更真实"。张大卫牧师在问"教会能否外在扩张"之前,先问"教会的内在中心固定在什么之上"。若中心不是福音而是成就,共同体就会学习竞争的语言;若中心是福音,共同体就会学习悔改与信心的语言--也就是重新开始的语言。

初代教会式共同体的第一口呼吸,是凯里格玛。使徒行传的第一篇讲道,与其说是为了说服的修辞,不如说是面向事件的宣告。当"耶稣被立为主与基督"这句话在公共空间里响起时,人的内心不再只是私人情绪的储藏室;这宣告会摇动生活结构。张大卫牧师不把话语宣告缩减为讲台上的一次性活动,而是把它视为共同体整体学习新语言的长期教育。在这里,"语言"不仅是用词选择,更是认识框架:若"恩典与平安"只停留在寒暄,教会就会沦为宗教装饰;若"恩典与平安"被翻译为处理冲突的方式、对金钱的态度、对弱者的敏感、以及使用时间的伦理,那么这句问安就会成为共同体的空气。凯里格玛最终不仅揭示"你相信什么",也揭示"你爱什么"。因此,"悔改与信心"不是一次情绪化决断,而是反复把福音中心搬回生活中心的持续转向;当"回转"成为习惯,共同体就会坚固。

如果凯里格玛确立中心,那么克诺西斯就是防止这中心蜕变为权力的方式。共同体越成长、事工越扩展,就越需要组织与系统。系统带来效率,但也携带把人变成工具的风险。张大卫牧师把这种风险视为教会论的核心议题:因为教会不是"高效率的宗教组织",而是"以十字架的样式运行的身体"。克诺西斯并非只是谦卑的美德,而是耶稣的自我倒空被翻译为领袖文法的事件。影响力越大,越能自由地下到更低处;赞美越多,越能勇敢地更深倒空自己;结果越好,越能节制地把功劳更多归给共同体--这就是克诺西斯的现实面貌。张大卫牧师强调"倒空"时,那不是抹除自我的自虐,而更像放下把自我偶像化的属灵训练。只有在倒空的训练里,共同体才能健康地成长;否则,增长的速度越快,裂缝也越大;规模越大,伤口也越大。

科伊诺尼亚是凯里格玛与克诺西斯在现实生活形态中凝固成型的地方。初代教会不是单纯"聚会"的宗教群体,而是把"如何一起生活"本身当作新的实验。使徒行传第2章所描绘的教训、相交、擘饼与祷告,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四项清单,而是一口气:听了道的人不能彼此背对;祷告的人无法对饥饿的邻舍装作不见;擘饼的人也不能把拥有绝对化。张大卫牧师指出,若把科伊诺尼亚仅理解为"好氛围",人就很容易疲惫、也很容易受伤。科伊诺尼亚不只依靠情感亲密;它也是纪律、也是约定、也是训练爱的共同体契约:记得彼此名字的细腻、读懂需要的观察力、不是用沉默盖住冲突而是敢于说出真实、在不廉价滥用饶恕的同时仍不放弃恢复的忍耐--这些才是科伊诺尼亚的真实质地。初代教会式共同体之所以能被称为"爱的共同体",是因为爱不是情绪,而是训练。

最清晰呈现这种日常结构的场景,就是圣餐与擘饼。擘饼不是礼仪顺序中的一个步骤,而是重设共同体世界观的事件。分同一块饼,意味着宣告"我的生存无法与他人的生存分离",也是一种反复训练--把"我的份"那条坚硬边界温柔地拆软。张大卫牧师提醒:若圣餐只停留在教会内部,它可能很容易沦为神秘主义式的装饰;因为若擘饼不延伸到生活,圣餐就可能不再唤醒共同体良知,反而强化共同体自我满足。相反,当圣餐流入共同体伦理,擘饼就成为社会责任的起点:向贫穷邻舍伸出的手、对孤独者的款待、对受伤者的照护、以及对不义结构的反思,都从"我们是一体"的餐桌告白出发。

在这一点上,一幅名画以惊人的清晰度照亮了初代教会式的擘饼与复活信仰。卡拉瓦乔的《以马忤斯的晚餐》以极端的明暗对比捕捉门徒认出复活之主的瞬间。桌上的饼与水果不再只是静物,而成为为"认出"的爆发所铺设的舞台。惊讶中张开的双臂与向前倾倒的身体动作显示:复活信仰不仅是理智的确信,更是整个人存在的回应。张大卫牧师所强调的擘饼神学也与此相似:复活不以教义结论收尾,而是在共同体的餐桌上获得形状。当有人放下自己的份、去照看他人的份;当有人不再隐藏失败而愿意承认;当有人把愤怒转为真实、选择饶恕;并且这一切在祷告生活与话语宣告的节律中反复发生时,共同体就会以感官般的方式获得"主在这里"的认识。教会的光不是建筑里的灯光,而是像以马忤斯的餐桌一样,在生活的黑暗中生出"恩典与平安"这盏小灯--不是成功的聚光灯,而是让受伤的人得以呼吸的小灯。

当张大卫牧师谈"圣灵共同体"时,他并不把圣灵还原为个人私密的属灵体验。圣灵既是吹拂我心、安慰我的风,也是重构我们关系的风。圣灵临到,语言会改变:同样的事实不再以攻击的方式说出,而以承担责任的方式说出;不再以争辩的方式说出,而以悔改的方式说出;不再是信息,而成为见证。圣灵临到,时间也会改变:不再是消费与过劳的时间表,而会形成敬拜与照护的时间表;日程的优先顺序从"绩效"移向"人"。圣灵临到,金钱也会改变:从"拥有证明身份"的世界,转向"分享显明身份"的世界。张大卫牧师用教会论来解释这种转向:教会是圣灵所塑造的社会性身体,是在世界中"以不同方式活着"的替代性共同体。因此,落实初代教会式共同体,并非模仿初代教会的外形,而是顺服圣灵不断重塑共同体感官与制度的过程。

复活信仰是这一过程的动力。张大卫牧师用"圣灵降临之前,先有复活"一句话,清楚点明教会能量的源头。复活首先不是安慰信息,而是世界观的重排:十字架并未以失败结束这一事实,会重新定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失败的意义。即便在看似终局的时刻,上帝仍独占结局、预备新的开始--这种确信会把共同体的情绪底盘垫得更坚实。没有这确信,共同体很容易分裂:每当出现伤口、每当看不见未来,人就会退回到更安全的小圈子,或后撤到个人主义式信仰里。然而复活信仰会把人重新聚拢:它是一种力量--不放弃伤口的语言,却也不屈服于绝望的语法;这力量正是让科伊诺尼亚得以持续的燃料。因此,张大卫牧师强调悔改与信心,是为了让共同体不只靠情绪高涨维系。悔改不是自我控诉,而是方向转回;信心不是沸腾的情感,而是维持方向的持久力。若祷告生活帮助个人不失去方向,那么帮助共同体不失去方向的,就是彼此记得对方信仰的连带。

在这条脉络里,张大卫牧师所说的教会增长策略,与其说是"成功公式",不如说是营造"圣灵生态系统"的智慧。讲道华丽可能会聚人,建筑变大也可能拓宽视野;但初代教会增长的方式本质上不同:他们选择的不是"要消费什么",而是"要见证什么";训练的不是"如何竞争",而是"如何相爱"。张大卫牧师诊断:当现代教会的增长语言越像市场语言,教会把人当作"用户"的风险就越大。相反,当共同体的中心越是对齐凯里格玛、圣餐、祷告生活与照护,教会就越能把人立为"见证者"。见证者越多,共同体就越会复制。这里的复制不是同一品牌的扩张,而是同一福音生命力在各自处境中以新的形状显现的过程。因此,张大卫牧师提出的实践看似简单,却很深:让话语宣告不只停留在主日,而建立平日教育与默想的节律;让祷告生活不只停留在个人热心,而形成共同体代祷的习惯;不让圣餐弱化为年度仪式,而反复解释餐桌意义;使擘饼连到真实分享,开通照护的通道;并且不把新来者止步于"欢迎",而是把他们放进在关系里学习、服事、承担的门徒道路。这不是以"快速扩张"为目标的增长,而是以"深度扎根"为目标的增长;看似放慢速度,却把根扎得更深。

在数字环境里,科伊诺尼亚变得更难。连接更容易了,人却更容易孤立;信息更丰盛了,关系却更容易浅薄。张大卫牧师认为,要在这样的时代落实初代教会式共同体,就必须把"交往"从"内容"恢复为"委身":不只停留在知道彼此近况的程度,而要走向对彼此崩塌负责任的程度。这不是说线上沟通是坏的,而是强调要有意恢复线上所无法提供的身体语言--一起吃饭、一起哭、一起走路、一起祷告的时间。经文说初代教会"在家中擘饼,以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谈的与其说是地点,不如说是生活态度。家不是制度,却是最具体的生活单位;当这单位置于福音影响之下,教会才真正成为"平日也在发生的教会"。张大卫牧师所说的初代教会式共同体,正把重量放在这种"周中性"、这种"日常性"、这种"生活性"上。

这种周中性的恢复,最终会与祷告生活的恢复咬合在一起。正如张大卫牧师所说,祷告既是整理个人内心的私密行动,也是共同体在上帝护理面前调节自身速度的公共行动。人独处时很容易沉醉于自我确信;但当一起祷告时,人会借着彼此的呼吸与眼泪学到:自己的视野原来如此狭窄。祷告加深,话语宣告也会改变,因为圣灵会打开通道,让讲台所宣告的道直接流入共同体的对话与照护、经济选择与时间使用。当通道打开,"悔改与信心"就不再只是"感动"的记忆,而成为"反复保持的方向";圣餐的恩典也会越过礼拜堂边界,扩展到职场、家庭、街道与校园。正如初代教会不把祷告与擘饼分开,今日的圣灵共同体也不把祷告与实践分开;这种结合,正是张大卫牧师所说教会增长策略的隐形骨架。祷告会成为维持共同体体温、最安静的火种。

初代教会式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回避社会的伤口。使徒行传的教会未必能瞬间推翻罗马权力与经济结构,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承受这些结构所生产的孤立与排除:有时在逼迫中被迫分散,却把"分散"本身转化为宣教路径;在贫穷者更贫穷时,他们打开餐桌,建立生存网络。张大卫牧师谈上帝护理时,也强调不要把现实痛苦浪漫化:护理不是为痛苦辩护的口号,而是在痛苦中仍相信上帝做工的信心语言。因此,谈护理的共同体应更敏锐地听见弱者的哭声,更尖锐地识别不平等结构,更认真地对待生态危机的征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仅处理个人罪疚,也揭露人类社会的暴力机制;复活则是上帝对暴力的回应,也是新创造的应许。这种神学方向会恢复教会的公共性:当共同体与地方社会连接、弱者尊严被守护、受伤者得保护之时,教会就不再是对世界的防御,而成为向世界的差派。

张大卫牧师把圣餐理解为通往这种公共性的道路:擘饼既是敬拜的高潮,也是社会伦理的起点。共同体常常纪念圣餐,不是单纯守住传统,而是在进行一种训练--让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反复被击碎、又被重新构建。没有这种训练,教会很容易变成自我保护机制;但当擘饼成为共同体习惯,悔改与信心也会超越个人内心戏剧,扩展为共同体责任:当有人告白伤口时,共同体不会把他当作"问题",而会当作"需要照护的人";当有人承认罪时,共同体不是排除他,而是陪他走恢复之路。这里的恢复并不是忽视公义;福音所说的恢复不是逃避责任的免罪,而是责任承担方式被更新的新的伦理。因此,"爱的共同体"不是只靠情绪温度定义,而是借着能说真话、能追问责任、也能再次扶起人的成熟关系质量得到证明。"恩典与平安"会以这种成熟的结果显明,同时也会作为共同体语言,再次使这种成熟成为可能。

若稍微回望早期基督教历史,就会发现初代教会常常反而在冲突中把身份刻画得更清晰:当犹太传统与外邦人的生活发生碰撞时,教会更强烈地追问"福音究竟是什么";而这追问的结论不是强化排除,而是扩张接纳。这给今日教会强烈提示:文化改变、世代分裂、政治张力升高时,教会很容易阵营化;但初代教会式共同体会先学习福音的语言,而不是阵营的语言。凯里格玛不是阵营的扩音器,而是以十字架之光照亮所有阵营的宣告;克诺西斯不是为了赢过对方的策略,而是"我越降卑共同体越活"的福音悖论;科伊诺尼亚不是相似者之间的趣味联盟,而是不同的人在圣灵里被训练成一体的陌生却圣洁的同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共同体不放弃祷告生活:祷告不是安抚情绪的技术,而是共同体把自己的欲望对齐上帝时间表的训练--放慢说话速度、降低愤怒温度、把想把对方变成敌人的冲动交托给圣灵的手。

回到福音的更新永远是现在进行时。今日城市与初代教会的城市不同,但人的孤独与不安、欲望与羞耻仍有相似纹理。所以张大卫牧师常提到的"恩典与平安",不是陈旧套语,而是医治碎片化时代的替代性语言。恩典是我无法控制的礼物;平安是这礼物渗入关系与制度、经济与文化的方式。若共同体口称恩典却压迫他人,这恩典就会变成廉价语言;若共同体口称平安却牺牲弱者,这平安就是虚假。因此,初代教会式共同体的实践是一项艰辛工作--使语言与生活一致;张大卫牧师的讲道所催促的正是这条一致之路。在这条路上,圣灵修整我们的急躁,十字架击碎我们的自满,而复活信仰则--
我们把什么放在中心?我们相信怎样的故事,又被怎样的故事牵引?我们是否只是把十字架"消费"为救恩工具,还是借着十字架反省权力与暴力的运作方式,并被重新安置到克诺西斯的生命次序里?我们是否把复活缩减为"死后保障",还是借着复活信仰在此时此地重新定义失败与失落的意义,获得作出使他人得生之选择的勇气?我们是否只把圣餐与擘饼当作礼仪程序,还是接纳那餐桌把我们绑成一体、并把我们差派进入世界的事件?当共同体诚实回答这些问题时,教会就会重新学习"增长"这个词:增长不是拥有更多,而是爱得更深;不是获取更广的影响力,而是在更低的位置更久地服事;不是拥有更大的声音,而是拥有更清澈的见证。

张大卫牧师关于初代教会式共同体的构想,最终收束于一种想象力:教会不应只是吸收世界疲惫的海绵,而应成为发声点--把世界的疲惫重新翻译为福音语言,并转向盼望的方向。这想象力从凯里格玛开始,穿过克诺西斯,在科伊诺尼亚中具体成形;同时呼吸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深度与复活信仰的高度。当这呼吸以祷告生活的节律维持,共同体就会不断在圣灵的手中被校正、被更新。初代教会式共同体不是完工的建筑物,而是圣灵每天翻修的居所。因此,今日教会要做的不是复制某个理想国的外观,而是在每天的小选择里让福音成为真实,愿意把自己交出去。当共同体不逃避这些问题并坚持到底时,教会就会成为恩典的见证台,而不是自我证明的舞台;学会的是成熟的喜乐,而不是增长的执念。而这种成熟,正是让初代教会的火焰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中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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